羅祥國：港廉航仍在摸索 嚴管未必利發展

今次快運於10月黃金周突然取消18班航班，主要是因為未夠足夠的候命機組人員；快運處理航班取消的手法，明顯並未符合公眾的合理期望。

根據民航處10月4日發的新聞稿，處方亦是於事發兩天前才獲告知快運將於外遊高峰期取消該等航班；原來快運於9月中曾去信民航處保證，其航班運作不會受安全培訓部門導師離職的影響。今次事件的本質並非安全問題，而是快運的管理以及與民航處和公眾之間的溝通問題。

港廉航佔比遜外國 發展空間大

我們分析今次的快運事件，必須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作理解。快運由2013年底的5條航綫，增加到現在約30條航綫，其快速發展是極出色的表現，也配合了市場的需求。全球的廉航業務，歐美市場已佔30%至40%，東南亞亦超過25%。在2007年，香港只有4家低成本航空公司提供定期航班服務，他們共約佔當時客運量的2%。現時，在香港國際機場提供定期航班服務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已增至18家，於2017年上半年佔總客運量的11%。

廉航在香港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政府必須制定適時的政策；短期而時，其展望則主要受制於現有機場設施趨向飽和。

一間新的廉航，要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脫穎而出，實不容易。全球每年都有廉航因不同原因虧損而倒閉，近日是英國的五大老牌航空公司君皇航空；在2008年，香港的甘泉航空也在經營不足3年後倒閉。

廉航在香港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但仍可算是新產業：不斷在找尋新的經營模式、新的航點、新的節約成本方案、新的收入來源、新的服務安排、新的風險管理方案等。在這終極尋找的過程，新的營運挑戰會出現；管理層必須警覺危機出現的可能性，及早處理。

航空業是高端的服務業，雖然廉航是以貨就價，如何能有效把公司的企業文化和核心價值，透過不同崗位前綫員工的優質服務（例如電話熱綫、旅客諮詢中心等），與旅客溝通和輻射到旅客感受？至為重要。

價錢吸引背後 廉航服務有限制

簡言之，廉航會用盡可行的方法減低營運成本，從而提供更具競爭力的低票價。因此，廉航遇到突發或非其控制範圍內的情況，可能較全服務航空公司難以應變。如航班因天氣在外站延誤，廉航有可能因空服人員工時超過規定上限，而在當地沒有足夠候命空服人員替更，而導致更長的航班延誤，甚至取消航班。

香港消費者多年來並未有足夠理解廉航與傳統全服務模式的航空公司之間，具有不同營運方法；其在提供非常吸引的價錢背後，廉航的服務存在不少限制，並隱藏複雜的營運挑戰。市民應留意機票的運載條款細則和購買旅遊保險，以獲更佳的保障。事實上，快運已上了昂貴的一課：除了公司高層已離職，採取賠償和有關善後安排外，公司的商譽亦嚴重受損。在這事件中，傳媒持續擔當了一個重要監管者的角色，並讓事件在陽光下展露。

可聘國際顧問 提供營運意見

快運事件在短期內已嚴重衝擊快運的商譽，引起市民對廉航的憂慮，社會也質疑政府的監管效能。政府即時啟動危機處理，快運除了善後外，並需在短期內向政府提交詳細報告。政府在11月9日發布就有關事件調查報告的新聞稿中，除了陳述事件原因外，焦點是協助和監督快運制定補救和前瞻性的方案，以確保類似事件不會再發生。快運除了已撤換管理層外，其他措施主要包括：

（i）在營運層面上，快運改善的措施集中在人力資源管理、企業風險管理、客戶和公共關係等。筆者建議快運可就各主要營運範圍聘用國際顧問公司，提供第三方的專業意見。

（ii）總體而言，快運將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期間的6個月定為業務「鞏固期」，其間不會加開新航班和航綫服務（但這是否包括快運承諾在下一輪「夏季編排」（Summer Scheduling）時，不會申請新航班和航綫？情況並不清楚）。但政府已強調只有當民航處完全滿意快運已有效落實所有改善措施後，政府才會重新考慮批准快運拓展新業務；這對快運是很清楚和嚴謹的要求，沒有妥協的空間。

（iii）政府同意快運主動提出作的多項「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包括加強員工當值的穩定性、增加後備空中服務員等；這將會在政府持續監督下執行。筆者多年前曾訪問英國民航處，討論有關監管航空公司的問題；他們表示面對有某些經營問題的航空公司，民航處會要求該航空公司每月提交營運報告，作為監督其營運在新的安排下是否達標的參考。但英國民航處就算擁有更全面的監管經驗和制度，近期仍避免不了君皇航空倒閉的命運。

在同一天，空運牌照局在考慮快運各方面申請資料及民航處的建議後，在附加特定發牌條件的情況下，批准在11月11日屆滿的快運牌照，由2017年11月12日起續牌五年，而其當然必須遵守發牌條件。

在時序上來看，這是一項非常緊迫的決策，筆者估計一定是快運事件，某程度上打亂了空運牌照局的正常決策程序；政府必須檢討航空公司申請續牌所需時間上的安排，容許更有彈性兼顧突發事件，避免可能發生的不必要延誤或混亂。

輕率收緊規管 損自由市場價值

香港一直奉行自由經濟，政府主要擔當一個監管者和促進者角色，大市場小政府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之一，如果當局為了平息事件而輕率地大幅收緊對航空公司的規管，未必對整體航空業發展有利，甚至破壞香港自由市場的核心價值。

至於航空公司取消航班，是否應該有罰則？這是非常複雜的課題；必須以大數據為分析的基礎，並參考國際經驗，就算有罰則也不一定能保證航機更準時和安全的。航空公司可以有很多合理的原因取消航班，這亦在監管規條容許範圍之內，其也有正面的效果：包括促進航空公司更有效運作、讓員工更多休息、保障安全、減少碳排放等。

至於民航處和政府的角色，在有關民航法例下，是否可多走一步？答案是肯定的，民航處必須加強與各航空公司的溝通機制，參考其他國家民航監管當局的預警系統，以保證香港航空業的優質和持續服務。

快運事件，讓香港整個社會和航空業都上了寶貴的一課。筆者期望在將來，當有國際機構以不同指標評論和列舉亞洲成功的廉航時，除了AirAsia和Jetstar外，Hong Kong Express也能常常榜上有名。

(原文刊於 2017年11月20日《香港經濟日報‎》)

撰文 香港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 羅祥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