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願景對談》第九集 呂大樂 x 曾鈺成

F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將於九月舉行。不少人認為，剛結束的一屆立法會拉布成風、一事無成，為新一屆立法會埋下伏線，將引起更多分散或偏激的意見，使香港的行政立法關係愈趨惡劣。就此情況，呂大樂認為，政治本身是互動的，很難一概而論有甚麼背景或甚麼主張的人會進入立法會。

《香港願景對談》第九集 呂大樂 x 曾鈺成 [精華版]

 《香港願景對談》第九集 呂大樂 x 曾鈺成 [完整版]

第一節：立法會選舉政治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將於九月舉行。不少人認為，剛結束的一屆立法會拉布成風、一事無成，為新一屆立法會埋下伏線，將引起更多分散或偏激的意見，使香港的行政立法關係愈趨惡劣。就此情況，呂大樂認為，政治本身是互動的，很難一概而論有甚麼背景或甚麼主張的人會進入立法會。可是，這並不代表立法會會變得更加激進或偏激，現實情況也要視乎各成員的處理手法，當中也牽涉到特首和特區政府有沒有提供一些使人變得激進的空間，以及能否發揮其作用。香港處於一個很微妙的狀況，很多市民可能不滿立法會的表現，但卻不會積極發表意見。曾鈺成笑言，曾經遇過一些反應激動的市民指摘他令到立法會淪為「垃圾會」。呂大樂則認為有部份市民的確會比較激動，但激動過後又會維持原狀，所以最重要的還要視乎整個互動過程。

呂大樂表示，在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中，以支持與反對梁振英會成為主要議題，而這種單一議題的發展模式與選舉政治的操作有很大關係。事實上，把各方意見一分為二地分類，可更容易將訊息表達。在這種支持與反對分明的情況下，建制派將較難向市民表達其立場，使挺梁、反梁的議題變成選舉的主要議題。然而，這個情況是不理想的，因為把事情過於簡化的話，市民便很難從政策的定位和佈局上作出思考，變成了單純以誠信或個人立場去作選擇，無助於反思政策在設計上、構思上，甚至執行上的問題。

曾鈺成指出，很多反梁的意見並非以梁振英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作為立論的基礎，而是針對個人問題如誠信或作風等。呂大樂認為這是其中一個原因令挺梁、反梁成為主要議題，而對立法會選舉不理想。另一個原因則是，就算是挺梁派別都無法講出香港確切地面對甚麼問題和如何解決，當中牽涉到現今政府施政時的訊息表達，例如「興建更多住宅，收更多地就能解決房屋問題。」這個訊息，未能說服市民去相信它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或最有效方法。其他的政策又如何呢？例如，政府表示會落實更多扶貧工作，但對整體資源分配或社會流動機制的意見等，政府仍然表達不清晰。

回顧歷屆立法會選舉，曾鈺成認為候選人在公共政策方面甚少進行較深入的辯論，除了缺乏清晰的理念外，各候選人都心知肚明，立法會沒有權力提出和推行政策。所以，候選人或政黨與政府的關係就變成重點，才有了反對派或保皇黨等爭論。

而談及特首候選人應否及早與不同政黨溝通時，呂大樂表示對話是非常重要的，聰明一點的特首候選人更應考慮將對話的層次提高。呂大樂更指出特首候選人只列出一張清單和承諾，實在有點兒簡單。而事實上「會不會」和「能不能」完成清單的過程會牽涉很多不明朗因素。制定清單時，應同時制定一個方向，不同階段要有不同目標，逐步解決問題，向著大方向進發。這樣，立法會議員才有空間和機會去討論政策。呂大樂表示立法會選舉與行政長官選舉兩者本無關係，但他相信立法會選舉或許能為行政長官選舉帶來一些啟示。

第二節：本土世代

曾鈺成指如果我們埋怨現今年輕人的處世方式與價值觀與上一代不同，要求他們遵循舊一套的話，是個不切實際的想法。呂大樂認為現今香港人應為世代差異而反思，包括世代與世代間以及同一世代之中的差異。每個社會都不能避免發生一些重要事情或關鍵轉變，以致不同年代出生的人有不同的經歷和代表意義，我們不可能要求每一世代都用一式一樣的處事方式，故應該去了解不同世代的差異。

呂大樂指香港是一個很微妙的地方，我們對於九七後的發展和安排，大多建基於八十年代初所面對的香港前途問題而設計，當時十分強調不變。香港於八十年代初為未來設計了一幅藍圖，設計者當然就是八十年代從戰後長大的一批人。現在新一批的年輕人，要按當時所設計的藍圖去發展，當中蘊藏著很大的世代差異。要與新世代對話，關鍵在於站在新世代的角度去思考未來。引入新世代的參與可以為舊一代補足，同時，可以啟發新一代為自己的社會負責。可是，近年來，一些年輕一代的行為和表現確實為社會帶來了一些衝擊，令部份舊一代無法放心讓新一代參與決策。

呂大樂認為，我們需為社會重建一些規範，一些不同世代都適用或可使不同世代相處得更好的規範，才有助不同世代的人共同議事甚至達到共識。另外，建立規範的標準亦十分重要，我們不能基於上一代用甚麼固有的方式或甚麼行之有效的經驗去訂定標準，而是應著重事件本身，每個角色代表就事件向所屬群體諮詢意見，再與其他代表溝通以達成共識。各種規範是一個社會運作的邏輯，不同的規範針對不同的場合，它的約束力可能只限於某議題。

呂大樂指出，當談及世代時，很多分析都存在著概括性。在高度概括的狀況下，世代與世代之間存在差異，而這種差異會演變成一種矛盾。近年，有一種很奇怪的情況，世代內部之間的對話減少，甚至無法發聲。有一部份年青人活躍於社會活動，但同時有一部份年青人完全沒有參與，亦有一部份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問題。世代內部欠缺一種對話，如：如果未來是我們的，這個「我們的」要達成甚麼呢？如何在即使大家有分歧下，共同創建一個新未來，令大家都找到新出路呢？現今香港的新一代就是太多集中於跨代的問題，缺少了世代內部的辯論。

第三節：未來管治問題

過去三十年間，中國及香港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亦發生了很大變化。可是，大家都認為《基本法》寫「五十年不變」，香港就最好不變，變相我們被數十年前訂下來的制度綁住了，當中有些未必適用於現今社會。呂大樂認為，具體的出路需先探討現在框架下與現今社會無法銜接之處，原因有三：第一，當年制定政策的主調不變，目的是把很多八十年代既有的框架搬到九七後；第二，在不變的主調下，有些問題被嚴重低估了，如中國與香港之間的矛盾；第三，當年制度不變時，心底都有一些假設，例如假設了八十年代的香港就是未來的香港，以前的公務員隊伍只是行政人員，與政治可以完全無關。當年行之有效，如是者一直保留，九七後都一直保留。至於未來出路應如果修補，就要交由政黨或特首去探討了。

呂大樂認為，《基本法》某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香港人對未來發展的憂慮，很多條例主要用來防止某些事情發生，例如清楚列明不可沒收財產，財產擁有權不會被重新分配等。《基本法》的設計缺乏發展性，忽略了九七後該如何發展。當然，這不是當時的主要問題，所以沒有去處理。但從一國兩制本身的發展上，香港確實要思考一九九七後的安排。曾鈺成指出現在香港最關鍵的問題，在於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機關普選即所謂政改該如何走，如果無法走到這一步，恐怕大家都很難去討論制度或管治等問題。

談及有沒有重啟政改的機會，呂大樂指出其中一個大問題或矛盾在於香港人如何構思香港的未來。他又指，香港人不能忽略中國體制，應考慮香港在中國體制下的框架。問題在於大家是否想香港的未來被分成不同階段，大家能否接受一個短期的未來？能否帶出有建設性的改變？這些就要考考下一屆特首的功夫了。

至於下一屆政府的首要任務，呂大樂認為第一，要團結建制派；第二，新政府要利用新舊交接下，社會爭論暫時緩和了下來的蜜月期去產生新的議題。即使現任特首連任，都有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或許也有契機去作一些轉變，但擁有蜜月期的機會就較微了。

呂大樂表示對一國兩制的前景持樂觀態度，香港人最終還是想保留兩制，中央政府也看得見兩制有它的好處。香港微妙的地方在於，無論是資訊抑或貨幣流通，作為一個相對開放的體系下，香港對於中國依然扮演著一個獨特的角色。最後曾鈺成亦表現，既然香港大部份市民都支持維護一國兩制，中央政府亦認同一國兩制是目前為止對香港、對國家最好的安排的話，希望足以建立共同基礎，研究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發展。

• 監製：張家麗
• 導演：張嘉達
• 攝影及燈光：Naza Co.
• 背景：Sanick & Co.
• 剪接：莫靖嵐
• 節目助理：盧雪瑩